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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情节问题主要指移送裁定书中提及的一项或数项加重情节。

下面对这些可能性分别作一简单讨论。那么什么叫私有产权呢？私有产权指的是当个人行使某权利时就排斥了其他人行使同样的权利。

所谓外部性，就是个人或企业的行为直接地影响了他人的利益而不需要为这种影响付出代价或给予补偿，从而可能会产生所谓的搭便车（free-ride）或败德（moral hazard）的现象。美国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过度强调经济效益而基本上忽视了社会不公、员工权益和社会福利等问题，结果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失业带来的贫困，员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而引起罢工、怠工、游行示威）造成了社会振荡。如果政府将河流的产权拍卖给个人或河流早已归个人所有，则河流的产权是明确界定的，就不会有外部效用性，从而就不会发生对财产使用权的争议。以上讨论已足以说明崔文的论断：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的深刻意义在于，它迫使人们在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有效率之间做出选择是多么的轻率和武断。在看到市场机制局限性时，就简单地否定它，这绝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而是需要寻找其他方法或机制替代或改进市场的作用。

这意味着直接显示机制的真实显示纳什均衡是等价于真实显示占优策略均衡。非私有产权指的是当个人行使某权利时不排斥他人行使同样的权利，因而非私有产权不是明确界定的。对自然国家的分类根据它们对待组织的方式以及其制度的复杂程度，NWW分析框架把自然国家分成三种类型。

从罗马人开始，西方的法律就承认法人是一个各种权利义务属性的联合体。在自然国家，由于国家无法尊重一个稳定的产权体系，从而严重伤害了市场。在开放进入秩序中，民主和选举是制衡政府的主要机制。在统治联盟中，所有关系都是人格化的。

许多曾经保持独立的私人组织失去了独立性。第二个启动条件，即永续的国家和组织，对法治同样至关重要。

它认为创立法治涉及从有限进入秩序向开放进入秩序的转轨，这个过程将异常艰难。脆弱型国家往往很贫穷，容易导致暴力，而且，它们拥有的制度和可信承诺极为有限。要实现法治，自然国家必须从有限进入秩序向开放进入秩序转轨。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另一种情形，有时我们称之为悲剧式的智慧（tragicbrilliance）（Diaz、Magaloni 和Weingast，2008），其中自然国家掌控着非常宝贵的地方公共产品，如供水。

形成永续性需要可信承诺来制度化政治和社会机制，这些机制激励政府官员和公民尊重规则，不但是当前政府的官员尊重规则，将来的官员也会如此。这些改革通常并不像改革者所期望的那样使每个人的处境变得更好，反而会导致大家的境况更糟。作为统治联盟代表的议会，以制定法律的正式方式承认了法官独立于国王，以此保护法官。第三，自然国家常常似乎独断专行。

个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体，包括身高、长相和智力。如果这种交往关系过于疏远，那么，合作和交易就会中止。

本小节表达了两方面的思想含义：第一，自然国家拥有许多和开放进入秩序一样的制度，像市场、选举和司法。当一个社会从基于个人关系和人格化交易向基于非人格化关系和非人格化交易转轨过程时，法治作为转轨的一部分就会逐渐显现。

尽管自然国家也有许多市场，这些市场通常受制于各种烦琐的限制，远比开放进入秩序为甚。因此，形成永续性是法治的一个核心特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一旦那些所获租金、特权和权利与其权力不相称的成员威胁要用暴力来获得其认为的公平份额时，社会便面临着发生暴力的危险。更多财富的产生是基于几个原因：第一，伴随这一进程，组织的范围和专业化程度与交易变得更加丰富。进入专题： 发展中国家 抵制法治 。因此，即便自然国家当前的政府制定了合理的改革方案，它也无法约束自己或继任者坚持这些改革。

这一观察呼应了如下观点，即所有成功的宪政政体都限制了掌权者的利益诉求（Weingast，2006）。与自然国家不同，开放进入秩序中的所有公民能够形成契约型组织，并且运用国家法庭来执行组织的契约。

不幸的是，研究文献基本上忽略法治的这一关键方面。这些借款帮助英国在光荣革命发生时开始的与法国的战争中抵制住了法国，使它未能将被废黜的国王送回到英国（还包括其他事情）。

这限制了它们生产公共产品的能力，这些国家很难提供那些在开放进入秩序国家极为平常的、与市场互补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前面提到的社会保险、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动态问题提出了若干需要关注的方面。

历史上最普遍的社会秩序是有限进入秩序或自然国家（natural state），它解决暴力问题主要是通过租金创造并向强势的个人或群体（获取这些租金的）授予有价值的权利或特权，从而激励他们开展合作而不是进行争斗。社会保险政策遵循平等与包容的信念，这意味着必须大规模增加政府开支以便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要想长久保持法治，国家就必须转变为永续国家，即国家各项制度的存续期限必须要超越这些制度的创立者的生命，这样一来，政府官员的人格特征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公共服务的非人格化提供降低了权力的好处，从而防止政府当局通过威胁要停止供应有价值的公共产品或服务来干预公民的选择。

这意味着脆弱型自然国家必须首先变成初级自然国家，初级自然国家必须转变为成熟型自然国家，而成熟型自然国家在具备了启动条件后开始转轨。作为19世纪中期以前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商业组织，合伙制要求当某个合伙人死亡或自愿离开时必须解散或重组该合伙组织。

我们用几个民主失败的例子来对此详加说明。几乎所有的成熟型自然国家，如阿根廷、巴西、智利、印度、墨西哥、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在最近30年里都出现过宪政的崩溃或宪政制度被颠覆。

包括委内瑞拉的查韦斯、阿根廷的前总统卡洛斯• 梅内姆、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印度前总理英迪拉•尼赫鲁•甘地，以及俄罗斯的普京）。这些改革使社会面临发生暴力的危险，因此人们就会抵制改革。

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中形成的传统理论往往把发展中国家看成发达国家的一个不完备版本，即缺乏成熟发达国家的一些基本构成要件。通过对许多事件的详细研究，有学者（Klermen和Mahoney，2005）以统计证据证明了该法案的重要性。随着一些成员变得更有权力而另一些的权力被削弱，联盟就必须调整利益和租金的分配关系。同样，罗德里格兹等人（Rodriguez，1995。

尤其是，任何可以使用暴 力或能够推翻当政者的个人，必须有充分的动机克制自己不这么做。本文将着重关注法治的两个方面：第一，确定性原则（the idea of certainty），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政府不能任意滥用法律。

永续性的缺失 创立法治的核心是要创立一个永续国家，其制度、规则和政策不依赖于当前官员和统治联盟的人格特征。由有限进入转向开放进入 NWW的分析视角将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过程重新定义为有限进入秩序向开放进入秩序的转轨。

事实上，绝大多数自然国家的司法体系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腐败的寻租组织。然而，要成为开放进入秩序，所有公民必须是平等的，换言之，国家必须不加区分地对待他们。